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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芭蕾如何走向世界——芭蕾舞剧《花木兰》的启示
发布者:艺术基金管理员发表时间:20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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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辽宁芭蕾舞团芭蕾舞剧《花木兰》这部“中国芭蕾”的舞剧作品,专家们恰切的评价是:芭蕾舞剧《花木兰》姓“芭”也姓“花”——这个评价的潜台词在于:辽宁芭蕾舞团用西方经典的舞剧叙事手段,讲述了一个很好的“中国故事”并讲出了“中国特色”,讲述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家国情怀。

担任舞剧《花木兰》编剧兼编导的仍然是王勇、陈惠芬夫妇,说“仍然是”,是因为此前夫妇俩与辽宁芭蕾舞团成功合作了大型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的创编,这部剧同样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和进一步的滚动资助,并荣获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2016年)“文华大奖”,是该奖项中仅有的两部舞剧之一。芭蕾舞剧《花木兰》正是在这样的高站位上被推出的。

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中隐喻着“扛枪为人民”的家国情怀,只是六朝民歌《木兰辞》将这种情怀通过“唧唧复唧唧……”淡淡吟唱、隐隐叙说。陈惠芬、王勇在舞剧编创中深深体悟到了这一点,将整部舞剧按芭蕾艺术习常的构成,以中场休息为界分为两幕——这两幕没有命名,但从其内容的叙说来看,我认为上半场的一幕可称为《家乡·军营》,而下半场的一幕可称为《军营·家乡》。这其实不只是结构形态上的对比与呼应,更体现出内涵表述上的提炼与升华。

第一幕《家乡·军营》由三个场景构成,我称为“户织”“从军”和“鏖战”。在“户织”这个场景中,铺作底色的是一段群体的“织女舞”——在牵纱引线、穿梭跳跃中营造出了生活的宁静和惬意。接踵而至的第二、第三场景,铺作底色的群舞是“演兵舞”和“交战舞”,舞剧的男首席李朔将军出场并主导着舞剧的叙事。第二场景的“点睛”之笔,是身单力薄的花木兰在“一对一”的对抗训练中遭遇比自己健硕的军士,但她却不畏强悍、练出了坚强的意志;此后,又大大提升了已然娴熟的引弓射箭技能,具有了冷兵器时代狙击手的品质,为她日后射敌酋、救李朔立下首功等情节做了有效铺垫。

第二幕《军营·家乡》中的花木兰,因“立下首功”而由“花射手”提升为“花将军”,由此而展开的四个场景可称为“萌情”“现身”“失亲”和“还乡”。花木兰成为“花将军”后,与李朔将军共同镇守边关,一同经历着大漠朔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和边关冷月,在这风、花、雪、月中升华出一种不似恋情、胜似恋情的情感。编导在“萌情”这个场景中设计了一段“鸿雁舞”,以鸿雁漫长的跋涉来隐喻花木兰对李朔的敬佩与爱慕。这其中为避免“底色”的过于单调,编导设计了木兰的“望月思乡”——一段柔曼的女性群舞既细腻描绘了人物心理,又丰富了这一场景的“对比色”。但是戏剧情势在这一幕的第二、三场景中急转直下:先是花木兰在巡营途中遭遇冷箭,疗伤时现“女儿身”,让李朔强压情感、率部出征;接着是花木兰带伤杀入两军决战疆场,李朔以身挡住射向花木兰的冷箭而阵亡,花木兰抑制悲情、箭射敌酋……此后便有了第四场景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还乡”……

《花木兰》首先在舞剧的性格塑造上,创编者强调了既姓“芭”又姓“花”——舞蹈语言在芭蕾艺术的挺拔、伸展与花木兰性格的爽性、坚毅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中国故事面向世界夯实了基础。其次,在舞剧的情节叙述上,创编者使用了“弓箭”这一道具作为演进的“节点”——花木兰的沙场立功、“女儿身”被发现、失去战友的悲情、克敌制胜的意志都维系于斯,“弓箭”的四次运用构成了舞剧情节的起、承、转、合。“弓箭”对舞剧的情节支撑作用,让观者看到了舞剧叙事的清晰性和舞剧结构的完整性。第三,在舞剧的情境营造上,创编者融舞蹈风格的多样性、舞蹈氛围的情态化和舞蹈叙事的“织体化”于一体,真正做到了以舞演剧、剧在舞中。第四,在舞剧的动态设计上,创编者准确捕捉、提炼出冷兵器时代的战斗动作,通过训练中的较量、交锋中的拼搏、鏖战中的厮杀,使动作“动机”得到逐层、有效、充分地发展,借助“制作精良”去实现“艺术精湛”和“思想精深”——该剧展现出一个融“乖乖女”的天真、替父从军的孝顺、保家卫国的勇毅、宁边返乡的豁达于一体之花木兰,展现一位足尖上的中国女英雄——相信在未来,姓“芭”也姓“花”的芭蕾舞剧《花木兰》值得更高站位的期待。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