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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艺术如何与“当代”相处?——谈“中国艺术新视界2018”巡展
发布者:艺术基金管理员发表时间: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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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领域,密切关注艺术与当前时间的关系,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批评家的重要话题,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当代性”无不如此。当下艺术创作,言必称“当代”,似乎唯有把艺术“当代化”,方能实现文化创造的目的。而青年,势必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主体。

“中国艺术新视界”——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美术)滚动资助作品巡展,展示出中国青年艺术创作者与“当代”共处的不同方法。从媒介上来讲,此次巡展作品的艺术门类已经与西方所谓的“当代艺术”迥然不同。走进西方的现当代美术馆,绘画已经显然不再占有核心位置,装置、影像和表演成为主角。只有在传统的博物馆和画廊,我们才能看到所谓的“架上绘画”。这也是美国批评家阿瑟·丹托所定义的当代艺术,即以现成品的挪用为主,逐渐扩展到多媒介的艺术创作。中国艺术类学生在近二十年里,都是经由艺考进入高校学习艺术,而高校又多集中于传统媒介的艺术训练,也由此促成“中国艺术新视界”主要展示的都是青年艺术家在传统媒介领域的当代选择。

如果不唯以“媒介”论当代,那么“中国艺术新视界”则确实体现出中国青年艺术家在传统媒介基础之上介入当代文化的多元视角。

首先是区域性文化的视觉展现。自70年代末期,中国当代艺术再次进入视野开始,乡土艺术所反映的区域文化问题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家的关注焦点,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引起当代青年艺术家们的关注。在这个项目中,部分青年艺术工作者用不同媒介,表现出中国各地的地域当代文化风情。其中,农村劳动、城市风貌和各少数民族现状是艺术创作表现的重点。惠波的工笔《瑶山情》表现瑶族的日常生活;陈功军的《维吾尔族巴扎》描绘了维吾尔族的农贸市场;杨洋的《新西藏》描绘藏族同胞的时代肖像;秦晖的《广西少数民族村寨风情山水画》用国画的媒介描绘出少数民族地区近乎抽象的风景。新时代在艺术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但总体来说,赞扬新时代的作品多,可供观众反思的作品少了一些;现实主义加表现主义的风格多,多元的艺术风格少了一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类似闫峰《印象·东北》这类既有雕塑语言探索,又有一定想象空间的佳作。


闫峰《印象·东北》 2016

闫峰《印象·东北》 2016

其次是延续和改造传统。展览中,青年艺术创作者的各类创作风格和主题,反映出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即AI兴起的后人类纪中,艺术家应该如何面对传统?这个问题影响着我们对“当代”的理解。如果说“现代”的对立面是“传统”,那么“当代”的对立面是传统吗?抑或说,在一切皆为二律背反的环境中,“当代”还有对立面吗?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伴随着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之争的阵痛,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如传统派、调和派与西化派的诸多选择,当然传统一派在诸多争论中逐渐式微。

当我们谈论当代时,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传统不再作为当代的对立面出现,因为传统本身也已经多样化了。延续传统,推陈出新成为自然的选择。

展览中的部分青年艺术工作者似乎放弃了“当代化”的焦虑,安心做一个拟古的匠人,认认真真,本本分分完成手中继承的那一手技艺。这一趋势可能与近些年我们讨论的“工匠精神”相关。这类创作尤其体现在书法、篆刻和手工艺这类创作中,它们恢复了我们称之为技艺的艺术概念。不过,我们更应该提示专注于延续传统的那些青年艺术家,即便是把艺术还原为技艺,“技”和“艺”还是区别明显。“技”更在于不变的规矩,而“艺”却是创造,一味地强调“技”的传承,我们今天所谓的一部分艺术就有可能被划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当然,还有很多艺术创作者不满足于成为匠人,那么就需要借古以开新,抓住传统之精神和形象,创造新的艺术形态。这类作品又呈现几种细分的视觉形态:第一,古法中融入现代元素,例如姚莉芳的作品《丝路之情——朝圣敦煌》,以敦煌壁画的技法,创造出某种古典与当代之间的交织时空;第二,创造传统美学形象的新形式,例如黎宏宇的作品《中国山水》,采用古沉木、金丝楠木等材料,把居于中国二维平面的山水形象立体化了;第三,利用传统图像创造新意义,例如蔡家祥的作品《梨木印——玩石韵》,传统化作为各式鸟笼、怪石和昆虫,各种形象并置,提示观众反思传统文人趣味的问题。


蔡家祥 《梨木印——玩石韵》2017

蔡家祥 《梨木印——玩石韵》2017

当代性看似正处于青年艺术创作反映的状况之下,一切二元对立几近消失,青年艺术创作者各安其道,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审慎地关注当代的意识形态,这不失为一种与当代共处的态度。“中国艺术新视界”巡展作品尤其显示出其中的“中国”特色,也正是当下中国文艺追求高峰的具体体现。


(作者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王志亮)